Minus

我在卢旺达做减法

2014年7月15日

在卢旺达，我住尤金家。尤金是本地人，三年前我在加拿大认识了他。

我睡客房，房间不大，6平方米左右，1.5米宽。

房间里，床一张，蚊帐一顶。床头柜很小，抽屉两只。床脚矮凳一只。最后一件家具是只三脚储物篮，藤编的，虽有三层，也不经摆，总是摇摇晃晃。

尤金房间里的设施和我的房间差不多，只是房间比我的稍稍大。

客厅有四张沙发，一只茶几。厕所里是马桶、洗脸池、还有很简易的淋浴。厨房很小，冰箱空着不通电，灶台是张木桌子，一只腿短了一截所以用石头垫着。没有储物柜，数量不多的杯子、锅碗瓢盆都晾在水池一边。院子里自来水龙头一只，洗衣服用的。角落里简易电线杆架起了五六条金属绳子，算是晾衣架。

来后的前三天，心里不断做着加法。

首先我希望有只洗衣机，这样每天不愁有干净的衣服穿。这城市遍地丘陵，漫天漫地的尘土让所有鞋子都变成了一个颜色，更别提衣服了。

我还希望晾衣服的绳子上至少有点衣架，每件衣服撑起来干了不会变形。

我希望冰箱是运转的，这样每周只要买一次食物，每天可以多挤点儿时间干别的事情。

我希望我房间多个插座，这样我每天好在电脑上看看电影，然后入睡。

我最希望有只热水器，这样至少我能洗个热水澡。

我还希望着很多事情，很多很多。

住了一周以后，我终于停止了这些念头，并且开始享受起来。

如果有了洗衣机，我就没机会和小周笑着闹着一人一头拧干厚重的牛仔裤。

如果有了衣架，我就不会仔细观察当地人如何晾衣服，原来连接晾衣绳和衬衫的只需要第一粒纽扣，这个方法比晾衣架更妙，衬衫一点儿都没有皱痕。

如果冰箱有了电，我就不会每天一早出门买新鲜的四季豆、番茄、熟透的香蕉、牛油果。

如果我房间插座那么多，我就没机会每天早点入睡，明天好精神满满迎接这城市各种突发新闻。

如果我有了热水器……其实我住的山区有时一天停水三次，所以能有水的日子我都也都会很知足。

所以有时候生活应该做减法，做完以后，剩的未必是零，而可能是很多简单的快乐。

Green Train

“你去非洲工作么？”我问。

“对，我去刚果金。你呢？”她问。

“卢旺达。”我说。

这段对话发生在机舱左前方的厕所门口，跟我说话的是个三十出头的中国女人。我的目的地虽然是东非的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却是我要到往转机的第一站。在这架飞机上，也能一窥从国内去非洲的都是哪些人。

黑人不多，四五个；白人也少，只见一双。虽是观看动物大迁徙的旺季，穿着体面的旅客并没有想像的多，大约十几个。像我和我说话的这位这样年纪相仿、性别相同的中国女人，也非常罕见。绝大多数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国男性，皮肤黝黑，操着一脸的疲惫。

推搡地下了机场地面大巴，揪着大袋小袋登上短短二十层拥挤的台阶，他算是很早就进了机舱的一位。放完行李，他就迫不及待地拆开座位上为乘客准备的物品，戴上了里面柠檬黄色窄窄的口罩一只，之后开始伸长脖子翘首张望陆续进舱的形形色色的人。

我穿过走廊，第31排，坐下。瞅了瞅，没毯子，只有一只很小的密封塑料袋，里面一把牙刷，一支迷你的牙膏，一块姜黄色的小毛巾，还有一只窄窄的柠檬黄色的——但不是口罩，是眼罩一只。半信半疑地又看了那男子一眼，看到的却是他自信满满、一副登机经验十足的面容。算了。

随着大多数人坐定，许多男人开始很有经验地脱下皮鞋、牛筋鞋、球鞋，套上了塑料袋里的那块姜黄色的——但不是毛巾，原来是袜子一双。尴尬了。

飞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我和大部分人一样，开始瞌睡。才闭眼，我就闻到从前慢车上特别熟悉的味道，心里一惊，安慰自己这不会是真的。又微微地、小心翼翼地，但是深深地吸气体味了一番，我瞬间就心都凉了。没错，是脚臭，最传统最顽固的那种。

不敢面对现实的我勉强睁开双眼，怯怯地四下寻望，才瞟到左后方，一只海军蓝色旧皱的袜子连着得那二郎腿恨不得都搭在我肩膀上了。我本想用道义的、甚至是夹杂乞求的眼神去瞪这个左后方的男人，可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回敬的审视我的眼神一点也不马虎。

算了，抓了一撮还没汗臭的长头发摆在鼻子底下，扭过头闻着右边即将去往肯尼亚坐热气球的父子俩身上残留的清新的洗衣粉味，我努力入睡。

没睡多久，身边有人靠近，我闻到这个人张开了他臂膀的“狐”线，从上方行李箱取下了什么东西，接着弯下身，开始翻他的行李。幸亏这人到往，左后方的袜子终于因为空间有限放下了。只是我还没缓过气消受短暂的气味空白，一股浓浓的咸鱼味随着身边这个人行李包的打开，瞬间充斥了方圆一米。

好奇心让我又睁开眼低头看。我看到包里有一袋火红的花生米，两盒老坛酸菜面，还有一些里三层外三层裹着的疑似家乡菜。我心头一阵温暖的酸，想想到往再远的打工仔，都不会忘记捎上属于远方家乡的味道。

让我心酸到要哭的味道，发生在他放回行李离开后。

那是又一波更加浓烈、集中、甚至尖锐的——脚臭。半米以外，我看到一对崭新的、黝黑而粗糙、裸露而大方的双脚，努力搓动着试图要挂靠在前方座位后背的杂物袋上。最后当然成功了，而且这样的姿势保持了很久，很久，很久。

我解开安全带，起身，打开朝着我吹的冷气旋钮，满怀希望这是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坐下的一瞬间甚至有些为自己急中生智而洋洋得意，扭过头，想睡。经过五分钟的等待，才发现自己真是在做白日梦。

在焦虑的情绪中已经无处可逃的我，最后还是决定放弃睡眠，起身到处走走，走到机舱最前方，停在拥挤了三四人的厕所门口，于是便有了故事一开始的那段对话。

只是没想到，最终轮到我如厕时，那一开门，又有一种薰天的新品种气味迫不及待地拥抱了我。马桶盖上、地上、甚至墙上，都有着气味的活泼的载体。

我憋着气故作镇定地逃离。返途中，放眼望去，多少民工七倒八歪地横竖在座位上。他们屁股底下埃航飞机里那些深绿色的座位，突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新近才停开了的、却运输过数以亿计的打工群体的绿皮火车。

虽然时代更新了，载体高级了，目的地更远了，但汤包里的馅儿始终还是没变，皮一开，丰富的种种一涌而出，都是喜匆匆地冲着糊口，奔着建设去了。

Accent

我说英语有口音(Accent)，可是我一点儿都不介意。

在告诉你原因之前，我想讲给你听我是如何学英语口语的。

初三那年，爸爸第一次引荐我和他学校的两个澳大利亚外教对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问了她们，“你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因为那个星期我刚学会“季节”这个单词。

高中，学校请了专门的外教。来自多伦多的Liz瘦瘦的，话也不多。Liz住学校，我人生的第一个派对大概就是在她宿舍发生吧。当晚的我怯怯地跟在一个学姐身后，听到学姐和Liz在聊她们喜欢的音乐，我一句话都插不上。

后来Liz走了，学校换了澳大利亚来的Henry。有一天Henry顶了个光头进教室，他委屈地说，“我对理发师说请为我剪掉一点点，没想到理发师把我剪到了只剩一点点。”

大学的时候我的发小Sabilla意外地成了我的老师。 Sabilla是我7 岁就认识的中德混血，她每年夏天都回中国旅游。07年的夏天，我俩安静地坐在公交车上，却都想抱怨前座的阿姨话太多，碍于对话的隐私性，我俩开始了第一次英语对话。在那之后，类似情况发生了很多次。

念研究生的时候，我认识了我表哥本科时期室友的女朋友Dusha。当时Dusha离开塞尔维亚来到苏州做外教，我常常厚着脸皮抓着她不放，好为我去加拿大的一年交换学习做口语的准备。

2011年的时候来了加拿大八个月，我第一次和津巴布韦人，印度人，德国人，法国人，卢旺达人，伊朗人，还有加拿大人说话，而且说很多话。

回国之后，工作之前，我遇到的最后一个外教又回到我爸爸的学校。来自南非的Chris带着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耐心地陪我聊天。我当时还一本正经给他讲太极拳的笑话，我说“你看啊，一只西瓜，切一半，一半给你，一半给我。”可是，我还得问他，“西瓜”的英语怎么讲。

之后做了英语记者，最常做的一件事是随机路边采访老外。南京西路那间高仿假货店是许多老外的最爱，我就一次次堵在门口，于是随机采访了许多拎着大包小包的比利时人，巴西人，美国人。

一眨眼，时间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也曾想要讲一口纯正的美音或者英音，可是来了加拿大才发现，所有人都是外国人，所有人都有口音，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你有口音而取笑你，也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有口音，而瞧不起自己。

我也清楚地看到今天的我自己，说着一口混合了各大洲口音的英语，注定是和“纯正”无缘了。

“纯正”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也不就是土生土长的外国人，从小就和外国的爸爸妈妈讲话长大。

但是就算是这些“纯正”的人，也和我一样，有非常浓的口音。这种口音叫做成长，成长里的我们努力向很多人学习过说话，我们索取过也获得过很多人指导过我们说话。

所以这种口音里是一个个有故事的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为自己的经历而难为情，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为我们的口音而羞涩。

相反地，我想，没有什么是比说着浓浓口音更美好的事情了吧。

Appreciation

“Wade我做了点红烧肉，你要吃点儿么？”我问。

“呃，我现在不是很饿，所以我想还是算了。但是还是谢谢你问我。”Wade回答。

大胡子Wade是我的加拿大室友，这个对白常常发生在我烧了很多中国菜之后。他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得看他当天饥饿状况和心情。但他总是对我的邀请表示感谢（Appreciation）。

试想一下如果Wade只在每次吃了以后才对我感激，而每次不吃的时候都只冷冷地说一句“我不饿，我不吃。”那么说实话，我很难想像我对邀请他吃红烧肉的热情会一如既往的激昂。

因为我需要被感激。而且被感激的不应该仅仅是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和我烹制过程中的辛苦等待，也应该是我乐于付出和分享的心。

我不仅希望我的付出被人看到，也希望它不被人视作当然。如果在被认同后还能得到对方的口头的感激，这就像是一个付出与回报的回合被完完整整地实践了。

Wade和我的对白，以及很多当地人与我类似的对白，渐渐教会了我如何使用简单的一句“谢谢你”，也教会我反思很多我之前遇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人际关系。

首先是我与家人。我的父亲是家里的主厨，我和他之间关于食物的对白大致有以下几种。最好的一种是我说：“啊呀爸爸这个糖醋鱼真好吃！”接着我的爸爸欣慰地笑着叫我多吃点，然后我埋头猛吃；常出现的一种是我和母亲埋怨：“喔唷今天的这个红烧鱼咸了！”我的爸爸有时会为自己不符合逻辑地辩护一两句，比如说这次的酱油比较咸，但大多数时候他也只好认了；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我没胃口吃饭，在父亲再三催促下，我吼一句：“哎呀你烦死了，我说了我不饿。

我猜想我的这些对白应该不是个例。可是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多么糟糕的表达，因为没有一顿饭我真正地表达了对我父亲劳动的感激，也从来没有一天我真心表达了对我父亲关怀的感恩，即使是偶尔地对食物表示出的肯定。他的苦心直到我开始为他人烧菜时才深有体会：从计划时的满心欢喜，购买食材时的挑挑拣拣，烹饪时的反复品尝，到最后的小心装盘，每一分钟都承载着值得被感激的爱。可惜我没这么对爸爸说过。

其次是我与老师。至今都令我无法介怀的一件小事发生在小学里。当时班上有个女孩子写作文很好，语文老师就想拿她的作品去市里参赛。能看得出老师很拿这件事当真，因为她偷偷地找我要我在田字本上一字不差地为那个女孩誊写一遍那篇作文，据老师说我的硬笔书法可以让女同学有更大把握给学校争光。誊写的时候我自作聪明改动了一个字，我自以为那样读起来更通顺，不料被语文老师痛斥一顿，原因无需多讲，结局也无疑是我必须怀着胆怯、不满、以及渴望补救的复杂的心情重新抄写一遍，直到老师点头肯定。

十年之后回母校探望，见到当年的语文老师。课间进来一个黄毛小丫头，左手臂佩戴着两条鲜红的杠，跟当年的我一样。她聪明地紧挨着老师，在骄傲地汇报过自己完成老师分配的任务后，几近阿谀地讨要更多的任务。她走前老师只干脆地说了一句“好了去吧。”她便蹦蹦跳跳地出门，你都能看出她满身的自豪，和那么一种微妙的，像时拥有与老师之间某种神秘契约的安全感。她走后我对老师说现在的小孩真懂事。老师没有嗅出我的无奈，反倒很替小朋友的明事理倍感骄傲。现在想来，老师怎么着都欠很多小孩很多句“谢谢你。”

师生之间的这种回合也能衍生到任何上下级的关系，也许学生为老师做事是为学业，部下为上司做事是为工作，但是这类关系不等于不能够感恩，因为再复杂的关系，简化到最后也是人与人。

每个人都值得被平等对待，每个灵魂都值得被感激。希望我和你都能记得多说。

Evaluation

期末已至。考试和论文急坏不少学生，但也有一件事情吓得坏老师，这件事叫做Evaluation（教学评估）。

Evaluation的程序很有意思。到了最后一节课，教授揣一个大信封进教室，课末，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份信封里的表格，接着教授默默地走出教室，在门外探头探脑，等学生填完了以后，才走进来，收集完，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舔一口信封上的干胶，非常诚实地将信封再密封起来。

表格的绝大部分被各种事无巨细的打分题目占领，最好的例子有一题问你这个老师迟到不迟到，0到5分你打个勾吧。

我最喜欢的是表格的最后一个题目，问你，还有什么你想跟这个老师说的，你写下来，等你拿到期末成绩以后，你的老师会看得到这句话。因为是匿名的，所以你写什么都可以。

Dr. Kelly是我的摄影课老师，我在他的Evaluation表格下方写下这么一句话：

“I wish you were my grandfather.”

我知道这样的Evaluation,即使是在加拿大，也不是一个传统的Evaluation,可是写下这样的评价，是出于我的内心：因为我多么希望，在我一路长大的途中，可以早些遇见他，有他不断地引导我的人生观，让我成为一个更加善良和正义的人。

他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说过一个故事。

四十年前的一天，那是他第一天做新闻摄影记者，报纸所在的城市里发生了车祸，他被编辑派去现场拍照。他说，他拍到了汽车的残骸，可是他迟疑了很久，最终没有走上前去拍摄司机尸体的特写。回到报社后被编辑指责，他便主动辞去了工作，因为他有自己不想也不能打破的底线。

对于拍不拍照，拍怎样的照，每个人，每间新闻室都有不同的答案，因为没有人对道德和专业之间平衡的界限持完全相同的观点，所以争论到最后总也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Dr. Kelly有他的答案，他说也许摄影记者可以不假思索地在各类现场对各种细节进行捕捉，再等回到新闻间待编辑慢慢挑选，将道德的担子转嫁给编辑。可是，真正的道德是在摄影师按下快门前的短暂瞬间产生，是那一瞬间的本性决定成品，而不是在于之后的挑选。

我八年前在文正的课堂里，学到编辑是媒体的把关人，现今又学到一课，原来记者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把关人。

除了道德的引导，Dr. Kelly也让所有的学生成为更自信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照相机，是你正在用的那一部。”无论是手机，傻瓜机，还是单反机，摄影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你的内心。

他最欣赏我的一份作业，是我拍摄的校园的秋天。镜头里是俯瞰的排水沟，沟上挂满各色的落叶，沟边是一只鲜红的落在地上的野苹果。我说，秋天不一定是体面的金黄的落叶，那些不巧落在水沟上的种种，也是生命。

Dr. Kelly说，那张照片说服了他我可以成为很好的摄影师。而唯独那张照片，是我所有作业里仅有的用手机拍摄的一张。

所以Dr. Kelly有时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以解答我迟疑很久的迷思，无论是对于新闻道德，还是对于器材的追求。我曾在一封写给他的邮件里告诉他，“我对摄影的热情，曾因为种种原因被埋在一层薄薄的落叶下。而今是你，轻轻地走过来，温柔地将落叶片片扫去。”

在最后一节课结束的时候，我留在最后一个才走，跟他告别的时候，眼泪就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这次在加拿大的书念完，就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从大学毕业了，我也应该再也不会在课堂里遇见Dr. Kelly了。

安慰人心的是，他一路把我送进了电梯，电梯关门的时候，他竟然挥挥手，对我说，

“Goodbye, my granddaughter.”

Calendar

早在上个月初，渥太华大大小小的书店就在铺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好了各款Calendar（日历），等待看对了眼的人抱取。

尺寸上有随身塞得进口袋的，也有摊开来半张桌子那么大的；颜色上有简约到一律黑色的，也有花哨到金粉都恨不得飞出来的；时间分割上有细致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考虑到的，也有一个月浓缩进一张纸的。

唯有一点雷同：贵。最便宜的是9.9刀，算上税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70元不到，这还是最小的尺寸，也就一只半iPhone这般大。正常的笔记本尺寸大小的日历，平均价格在25到35刀之间，也就是头两百块钱。即使不换算成人民币，单跟物价较低的渥太华市场相比，这也算是贵了。

怪的是贵也有人买，并且买的人很多。

我见过我的不少同学，总在每个需要记录的瞬间，或掏出、或甩出他们的calendar, 或小心翼翼、或洋洋洒洒地为那个即将发生的事件篆刻下时间、地点。

也见过有人突然神情局促，眉头紧缩，气氛紧张，只为苦思冥想将一天所要做的都一丝不苟、事无巨细地落实到那24个空格里。可惜事后也只得如释重负个三秒，接着又不得不投身实际。

当然最爽的一刻，是拿起一支流水最畅，头端最粗的笔，在每个完胜的瞬间，将那些当初的负担永久地抹去。

我对日历上了瘾，是三年前刚来渥太华。学生会每学年都有免费的日历本领取，一周一页，也算实际。后来我嫌本子太大，回国以后自己打印了一本。可我又嫌自己打印的版本没有分界线，不够正式，好像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起来。

苦于手头有限的米，我始终都不愿去书店买一本。我也曾用谷歌的线上日历，一开始觉得挺科学的，免不了的涂涂改改也不影响外观，可后来又觉得别扭，因为字，始终还是写下来的好。

今年我打算投资我的第一本日历。因为我越来越相信，一本得体的日历是对时间的尊重，是对自己生活细节和计划的把控，也是将来能证明自己并无虚度的最好证据。

Uncle Metro

相信你总有过这样的经历，心心念念想了很久的东西有一天终于得到了，于是就高兴得不得了。最近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特别美妙，所以我说给你听。

渥太华有一辆小火车，从城北开到城南，一共五站，我住最南边的一站。每天早上，我都要去车站搭个小火车去学校。通往站台的走道两边总会摆设满当天的免费报纸Metro，走道的尽头也总是站着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发这报纸的老头。 我常常选择拿一份走道里现成的报纸，翻翻本地新闻，然后跟着人群挤上小火车。

有一次，我错过了小火车，错过了人群，只好坐在站台上等下一班。也是那天，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老头。空空荡荡的小小站台上，老头迅速地走了一遭，弯腰捡起了每一张被人遗弃的报纸，然后扔掉。

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捡报纸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我总以为他发发报纸就完事儿了。

在这之后，我开始观察，于是常常会看到捡报纸的这一幕。有几次看到他捡累了，就靠在站台的护栏边，喘着气，看着远方，一看就看很久。说实话，看着一位老人屡屡弯腰捡起这么多被人随意丢弃的报纸，有些心酸。

于是自那以后我开始默默坚持起一个很渺小的决定，就是每天接过他亲手递出的报纸，并且跟他说“Thank you”。我把这样的感激当作对他仅有的回报。

有这么三句话，老头每天重复无数遍：“Good morning”， “Thank you”，和“You are welcome”。他其实对每个接过报纸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是特别高兴，好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他也知道了有个人每天谢他一回。

而且我还私底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Uncle Metro”。

有时和我的室友Wade一起搭乘小火车，我还会跟他叙述Uncle Metro的可爱之处，以及我每天蓄谋和Uncle Metro对话的计划，Wade听完总是笑着摇摇头。我也不管，自顾自兴高采烈继续执行着我的坚持。

日子这么一天天在赶小火车的早晨里开始，也在一天天搭夜班小火车回家的夜色里结束。

慢慢地，Uncle Metro成为了我自然而然的期待，有时看到他没来上班，还会替他担心，是不是病了还是怎样；看到大风天里他戴着手套，缩着脖子在站台上捡报纸，我还是会继续为他感到抱歉。但是我能做的还是只能说谢谢，并且珍惜我的那份报纸，不随手就这么扔了，增加他的工作负担。

也曾想过跟他搭个讪，问问他今天过得好么，觉得工作累么。想要了解他更多的愿望也一直一直在累积，可是从没有借口。

终于有一天，借口来了。教授布置了一个采访作业，要求我们做一个照片组成的视频，加上同期声，说一个故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Uncle Metro。

可是还是没有勇气，因为除了那三句话，我还真的从没见过他说过别的，我担心他是一个冷酷的人。

这个其实是我做记者最怕的事情。明明有个人我很想去了解他，明明有个故事我很想去说，但是有时候就是缺乏勇气。让我担心的不全是因为和陌生人说话，而是怕被陌生人拒绝，到时候断了的不仅仅是尴尬的对话，还有累积了很久的愿望。

我在家里挣扎了两天，挣扎得连短片开头的同期声我都想好了。先用 Uncle Metro的“Good morning.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开场，重复个三遍，穿插点行人匆忙的脚步声，还有小火车进站的警铃声。至于照片，拍他捡报纸总是不能少的，还有发报纸呢，发报纸也不能少，我要看看他到底每天几点来车站。

总之，想法很多，就差勇气。一个人又在家自顾自激动了几天。

还好，勇气在作业要来不及交的前两天总算修成正果了。

我终于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挂着相机，牵着话筒，攥着录音笔，往站台一坐，不打算走了。我的战略是等站台人走光，等Uncle Metro报纸捡光，我就冲上前去。

这一刻到来的时候，我真的冲了。可你猜怎么着，他看到我走近他的时候，对我连连摆手，说“对不起，今天报纸发完了”。我说，我不是要报纸， 他继续说，“真的，今天报纸真的发完了。”我又说，“哎哟我真不是问你要报纸啊！”当时我的那个火热的心啊，凉了半截，想想算了算了，采访没戏了，这老头太轴了。

横竖横的一瞬间我跟他表白了，我说，“你听我说，我就是想跟你说谢谢。我谢谢你每天每天都站在老地方，我谢谢你每天给我一份报纸，我谢谢你让我每天早上来这个车站时都有些期盼。”

突然呐，老头的笑呐，我一看我就知道他的心融化了。

后来你也猜得到，老头答应了我一切的要求。

跟踪了他两天，从早上五点半到九点，拍了将近500张好照片，40段好录音，故事的结局是做出了一个好故事。

Stereotype

她摘下黑色的面纱，对着镜子整理头发。我好奇得不得了，却又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只好偷偷瞥一眼。没来得及看清，她倒又已经把自己的脸遮了回去。

那是我第一次距离穆斯林女子那么那么近。

他走过我身边，停下脚步，琢磨了好一会我的英文论文上密密麻麻的笔记。我回答他这都是中文翻译。接着他坐在我身后的图书馆座位上自习。

那天后来是我第一次被一个阿富汗人要求约会。

她春游的时候坐我旁边，跟我介绍她的祖国通货膨胀时是什么样子的。“上午一串香蕉三十万，到了中午就十几块钱了，可是明天说不定就又上千了。”

那个下午我有了第一场与津巴布韦人的对话。

这些国家，地区，肤色，人种，从前都与我无关。看新闻的时候，那里少不了恐怖袭击，战火连连，或者是面黄肌瘦，连年干旱。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是stereotype(刻板印象)的标准典范。

我这类人轻易把别类人打上标签，简单归类。这种标签和归类可以不止是人种，还有地域、疾病，以及性取向等等。

比如说，有一天，我大发感慨，抱怨印度人民普遍不靠谱。我这话是当着一个加拿大朋友的面说的，不料被他正儿八经教育一番，说，许，你这样不好，不善良。

我心想，怪了去了，开度度的玩笑不要太正常。可是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太正常，让我简单地丢失了一个加拿大人的信任和尊重。

在加拿大，要想学不会、记不住stereotype这个词，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几乎每门课的老师都在教，同学们都在谈。

中心意思是反省社会（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加拿大社会）以及反省业界（尤其是新闻界）如何在过去的多年里制造了许多不应该制造的stereotype,以及如何在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中避免以及改观这些stereotype.

这和我生长的环境一点都不一样。

黄色给黑色贴标签，南方给北方贴标签，就连一个城市里的也不轻易放过，一环的标签二环，二环标签郊区。一个几十个人的小班级里要是有异类，连跟他做朋友的恐怕都被视为异类。

在加拿大这么做，你就惨了。

因为这里的异类，只有一种，就是不善良。

新闻在于提供事实真相，stereotype是假象。所以我才在这里，希望生活里的各类人先教会我什么是真相。

我想，这是做记者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