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已至。考试和论文急坏不少学生，但也有一件事情吓得坏老师，这件事叫做Evaluation（教学评估）。
Evaluation的程序很有意思。到了最后一节课，教授揣一个大信封进教室，课末，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份信封里的表格，接着教授默默地走出教室，在门外探头探脑，等学生填完了以后，才走进来，收集完，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舔一口信封上的干胶，非常诚实地将信封再密封起来。
表格的绝大部分被各种事无巨细的打分题目占领，最好的例子有一题问你这个老师迟到不迟到，0到5分你打个勾吧。
我最喜欢的是表格的最后一个题目，问你，还有什么你想跟这个老师说的，你写下来，等你拿到期末成绩以后，你的老师会看得到这句话。因为是匿名的，所以你写什么都可以。
Dr. Kelly是我的摄影课老师，我在他的Evaluation表格下方写下这么一句话：
“I wish you were my grandfather.”
我知道这样的Evaluation,即使是在加拿大，也不是一个传统的Evaluation,可是写下这样的评价，是出于我的内心：因为我多么希望，在我一路长大的途中，可以早些遇见他，有他不断地引导我的人生观，让我成为一个更加善良和正义的人。
他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说过一个故事。
四十年前的一天，那是他第一天做新闻摄影记者，报纸所在的城市里发生了车祸，他被编辑派去现场拍照。他说，他拍到了汽车的残骸，可是他迟疑了很久，最终没有走上前去拍摄司机尸体的特写。回到报社后被编辑指责，他便主动辞去了工作，因为他有自己不想也不能打破的底线。
对于拍不拍照，拍怎样的照，每个人，每间新闻室都有不同的答案，因为没有人对道德和专业之间平衡的界限持完全相同的观点，所以争论到最后总也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Dr. Kelly有他的答案，他说也许摄影记者可以不假思索地在各类现场对各种细节进行捕捉，再等回到新闻间待编辑慢慢挑选，将道德的担子转嫁给编辑。可是，真正的道德是在摄影师按下快门前的短暂瞬间产生，是那一瞬间的本性决定成品，而不是在于之后的挑选。
我八年前在文正的课堂里，学到编辑是媒体的把关人，现今又学到一课，原来记者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把关人。
除了道德的引导，Dr. Kelly也让所有的学生成为更自信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照相机，是你正在用的那一部。”无论是手机，傻瓜机，还是单反机，摄影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你的内心。
他最欣赏我的一份作业，是我拍摄的校园的秋天。镜头里是俯瞰的排水沟，沟上挂满各色的落叶，沟边是一只鲜红的落在地上的野苹果。我说，秋天不一定是体面的金黄的落叶，那些不巧落在水沟上的种种，也是生命。
Dr. Kelly说，那张照片说服了他我可以成为很好的摄影师。而唯独那张照片，是我所有作业里仅有的用手机拍摄的一张。
所以Dr. Kelly有时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以解答我迟疑很久的迷思，无论是对于新闻道德，还是对于器材的追求。我曾在一封写给他的邮件里告诉他，“我对摄影的热情，曾因为种种原因被埋在一层薄薄的落叶下。而今是你，轻轻地走过来，温柔地将落叶片片扫去。”
在最后一节课结束的时候，我留在最后一个才走，跟他告别的时候，眼泪就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这次在加拿大的书念完，就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从大学毕业了，我也应该再也不会在课堂里遇见Dr. Kelly了。
安慰人心的是，他一路把我送进了电梯，电梯关门的时候，他竟然挥挥手，对我说，
“Goodbye, my granddaughter.”